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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背后的纠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现在叫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峰教授说过这么个故事,他亲戚在乡下以养猪为副业,年纪大了养不了多少,原本只养了两头。后来猪价下跌,养两头猪收入太少,为维持收入水平,只能多辛苦些,又多养了两头猪。卢老师想用这个例子说明,“价格下跌导致供给减少”这个结论并不普适,如果前提条件不满足,就会像亲戚养猪这个例子,猪价下跌反而引起供给增加。事实上,从《经济动力学》我们可以知道,价格变化对供给与需求的影响都是很复杂的。

 

对研究养殖或猪肉行业的金融从业人员来说,今年以来的猪价上涨完全在意料之中。猪肉价格存在3-4年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它由母猪繁育、商品猪生长周期等自然条件决定。2018年猪价处于周期低点,而2019年则是上行期。在这轮猪周期中,去年下半年开始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加重了能繁母猪和存栏生猪的去化,部分猪场又应环保要求拆除,使得生猪供给的收缩更为剧烈。另一方面,我国的生猪养殖、屠宰与消费在地区间并不均衡,正常年景,生猪需要在地区间大量调配。而为防止非洲猪瘟疫情扩散所做的输运封锁影响了这些调配,使得猪肉价格出现分化,一些地区的猪肉价格上涨尤为迅猛。

 

总结来说,今年以来猪肉价格的上涨无非是猪肉周期叠加非洲猪瘟疫情叠加环保禁养限养的结果,而为控制疫情采取的限禁运措施加剧价格分化。媒体又乐于追逐话题性,纷纷报道涨幅最大、价格最高地区的猪肉价格,引发了一场关注。

 

其实历史上看,猪周期中猪价上行期叠加猪瘟、非洲猪瘟、猪蓝耳病等疫情并不罕见,猪养殖行业受环保政策影响最大的时候也是在2016年而非2019年。这些对当下猪肉价格变化的事后归因与总结,虽然是正确的,却并不是最重要最急迫的,反而一些关于猪与猪肉的细枝末节,关乎政策与行业长期发展,对从业人员与人们的餐桌有更深远的影响。

 

散户养殖与规模化养殖

 

养猪这种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一度与我们农村存在大量闲散劳动力非常契合,农户散养也一直是生猪养殖主力,直到今天50%以上的生猪仍然由中小养殖户供应。

 

农村散户养猪,搭个猪棚或者猪圈,买几只仔猪,饲料或就地取材或剩菜剩饭,辅以部分外购,总体投入不大,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往往前一年养得少,猪长大卖了赚了些钱,来年扩建猪圈,想多养几头多赚些钱,就会遇到猪生病或者行情不好,亏上一笔。

 

听到过最辛酸的一个故事,农村老夫妇年近70,拿积蓄买了两只仔猪,养在自家没法用来种庄稼的二亩山地上,喂山上采的猪草。把猪养大后却无力把猪赶到集市去卖,只能越养越大,猪胃口也越来越大,夫妇俩后来猪草都挑不动了,最后只能低价卖给上门的猪贩子。所以谁能料到,连“猪养得太大”都能成为风险。

 

今天很多人把猪周期的形成归结为养殖散户在猪价上行时盲目扩产,在猪价下跌时盲目杀猪杀母猪。那么是不是散户出清,规模化养殖就不存在猪周期了呢?以规模化养殖为主的欧美难道没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吗?事实上,即使集中度、规模化程度非常高,养殖业的产出与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也很难避免,欧美国家也有“牛周期”、“羊周期”这是由其自然属性决定的。有的人习惯不好,遇到问题就把帽子扣给散户,股市也是这样,说A股波动大是由于散户多,实际上,基金经理、机构投资者追涨杀跌起来更凶残。

 

在本轮非洲猪瘟疫情中,规模化养殖在疫病防控上的弊端凸显出来,很多规模以上农场受到重大打击,而散户在疫情控制与灭迹上有天然优势。而且散养猪还粪于田,在土地承载力范围内的话,污染影响更小。这些年相关研究报告开始提“规模适当性”,是个中肯的建议。各类市场参与主体都有各自的劣势和优势,虽然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养殖技术与污染治理技术提升,养殖集中度提高、规模化养殖是总体趋势,但散户养殖本身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猪养得好坏,核心问题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技术与管理水平的高低。理论上,规模化养殖的技术水平应该远高于散户,现实中却遇到专业人才匮乏、管理人员经验不足、操作不规范等等问题。在这场非洲猪瘟疫情面前,大型养殖场纷纷沦陷,随后复养多次失败的例子也很多。养猪是一项技术活,大资本介入使得规模化很容易,但要真正实现高技术低污染规模化养殖,需要尊重技术、尊重人才、尊重经验、尊重规范,不是光靠砸钱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公司+农户”是一个比较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养猪模式。专业养殖或饲料企业与农户或小型农场签订协议,由企业提供仔猪、饲料与技术支持等,在出栏时购回成猪对外出售,农户或小型农场则负责育肥期的日常照料,取得饲育报酬。然而,现实中相关企业与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农户实际能够得到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差异非常大,纠纷频繁。虽然该模式对农户养殖水平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很难说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随着养殖业资本化运作的加深,养殖企业上市,“公司+农户”的模式又出现新的问题。理论上农户所养的猪属于养殖公司资产,在财务报表中体现为存货,却分散在各农户处。这些活猪资产像洒播在海里的扇贝一样,账面价值与日俱增,却几乎无法盘点,为上市公司造假提供了异常的便利。

 

环保与生产

 

今天有些人因为猪场拆迁、生猪存栏下降、猪肉价格上涨而质疑“一刀切”式划定限养禁养区域的环保政策,然而很少有人想过,能这样一刀切式地执行规定已经是推进环保治理道路上难得的进步了。

 

再怎么说,养殖业、畜牧业是高污染行业。养殖业的水污染非常严重,却偏有养殖场建在河道边,一旦出现疫情则顺流而下大规模传播。有的污水抗生素残留严重,肆意进入水源培养超级细菌。养殖业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下风处三公里外的臭味依然能够让人怀疑人生,偏偏附近有居民区、产业园区,生活与工作其中的人们只能不断投诉、终日祈祷风向。

 

规模化养殖在减少污染方面也未达到预期,多数规模养殖只是把原本分散的污染集中起来,污染密度远超环境自净能力。兽爷在《养猪大王的四十年》里讲了浙江平水平江万猪场的故事,这个养猪厂2004年开始“投入几千万”装恒温系统、定时喷雾消毒系统、紫外线消毒系统、电子监控,却一直到2008年才“投了几百万,将污水纳管”,而这已经是“浙江省内第一家养殖场污水进管排放的企业”。兽爷的这个故事是把平江万猪场当环保先进典型来讲的,可以想象,之前养殖场污水(粪水)排放是什么情况,其他猪场是什么情况,而浙江省已经是富裕先进省份,其他省份又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受养殖场污染祸害几十年,投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2016年中央与地方齐下决心严格执行限养禁养,喜迎养殖场搬迁。养殖场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拆迁是偿还历史欠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当初养殖场为何会建在不适宜出现的地方?为何彼时可以养、此时就不可以养,政策制定的反复无常与政策执行的松紧不定,是养殖和环保两条道路上真正的祸害。接下来,违规建设的养殖场当然要依法强制拆除,因政策变化、规划调整而拆除的原本合规的养殖场,则当然应该由政府负责另行提供土地重建,并给予拆迁补偿。而且地方政府区域划定后,至少几十年内不应该再变化,无论是猪肉生产还是环保,都已经经不起折腾。

 

当下的尴尬是,大多数地方政府没钱做拆迁补偿,也压根不想出这个钱。养殖场不交税,对地方财政没有贡献,还会产生污染,地方政府正巴不得以环保之名拆迁,换做化工厂之类的纳税大户,环保做得再差、污染再严重,很多地方政府也是下不去重手的。但是中国人民总要吃猪肉,不能任由地方政府把养殖场东撵西赶,这次肉价暴涨,逼得中央下令,拆掉的养殖场要确保异地复建,确保生猪产能。

 

这说明养殖业完全免税不见得是个好政策,应该让养殖业在地方缴纳少量税收,换取个安心生产。对于养殖场来说,合法的税收交不上去,不合法的各路打点摊派就可能要交更多。这些年我接触企业的感受,企业不怕交些税,怕只怕各项税费不公开不透明,各权力机关以各种名义漫天要价、找各种机会开罚单,而又申诉无门。

 

今天养殖业污染治理上的不尽如人意,是整体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低下的一部分,对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负主要责任。今天一个正儿八经科班毕业有能力处理和改善污染问题的人,90%不会去一线环保部门,就算这样的人到了一线环保部门,90%升迁无门呆不长久,就算呆上了一段时间,90%受到各种掣肘污染大户都是关系户,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能在环保事业上发光发热的,千不存一。

 

很多一线环保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不懂环保,说难听点,有些地方环保部门就是罚款部门、敛财部门,并没有治理污染的能力,最多只有整治污染企业的能力,整治力度则取决于企业的纳税能力、解决就业能力、公关能力和股东背景。

 

实际上环保部门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多,譬如帮助企业了解相关政策与规范,帮助企业设计制造污染处理设施、购买安装环保装置、规范排污流程等等,而不是只有罚款、关停整改、运动式限产停产。这方面服务与监管的缺位很大,背后是制度与人才的双重缺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人去做这些事。

 

猪价与房价

 

这次猪价上涨迅猛,很多人不高兴,说民生受到影响。但对于还在养猪、卖猪肉的人来说,猪价已在低位徘徊两年多,他们终于盼来了猪价上涨。

 

虽然这两个月涨势吓人,猪肉价格想要突破天际也没那么容易。与2010年的“豆你玩”、“姜你军”一样,各方预期形成合力快速推高了价格,但农产品本身的消费与供给弹性都比较大,不会在一个离谱的价格上持续很久。

 

然而长期来看,包括猪价在内的各农产品价格必然持续走高,突破历史高点不稀奇。比较而言,楼市在过去十年都多少次突破历史高点了。对于有多套房产的城里人来说,猪价越低越好,房价越高越好。但农副产品的价格如果一直很低,农民又怎么可能在城里买房子。老有人说我们城市化水平还很低,有一亿农民要进城,言外之意是房子有人接盘。然而种田养猪这个利润水平,我无法想象农民怎么接得动盘。若房价维持高位,其他商品的价格必会跟上,之前房价的一骑绝尘只能是短期现象。

 

房子造好了,至少三五十年里都可以住人,猪则每年都要养,不养大家就没猪肉吃。很多年来,养猪的主力是农村中老年人。在Netflix的纪录片《美国工厂》里,福耀玻璃中国工厂里的工人都是2030的年轻人,他们父母很可能就在老家农村养着几头猪。随着老龄化的深入,农村的老年人慢慢也养不动猪了,规模以下存栏生猪数量长期下降。这些年采取“公司+农户”模式的养殖企业,普遍感觉“找不到寄养农户”,就是老龄化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未来猪要怎么养,可能要费些脑筋。

 

猪肉价格涨得多,引发的不满要比房价上涨强烈,政府开始着急,想通过促进生产增加供给来稳定猪价,这事情做反了。猪肉价格上涨,买猪肉的人受损、养猪卖猪肉的人受益,本身是一个中性事件。当下猪肉短缺,猪肉生产有所不足,应该允许猪肉价格在一定限度内上涨来促进生产保障供应。比起猪肉价格的高低,猪肉长期供应数量的充足与否更值得关注,价格只是一个市场信号,不应成为调控主要目标。

 

伴随猪肉涨价,饭店、其他肉类、一大批商品借机涨价。表面上看缘于价格上涨的传染性,实则是货币泛滥、房价高企背景下的一次价格体系修复。这么多年我们造了很多房子,并且在货币超发的背景下房子价格涨得很快,有人觉得光靠房子就能舒舒服服过几辈子。实际上从社会整体看,无论中国有多少房子,没人养猪还是没有猪肉吃,其他产出也是类似。就算每个人有五套房,总还要有人养猪,总还要有人上班。

 

如果价格体系不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越来越多人会觉得不再需要工作,但我们劳动力随人口结构越来越短缺,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靠房子就能实现充分储蓄这个幻觉必须被打破,方式就是房价止涨或下跌,物价上涨。

 

结语

 

即使猪肉这么个看上去不复杂的事情,细细分析起来都纠结得很。规模化养殖是历史趋势,但对现在来说是不是一定是好事?环保优先还是生产优先?猪肉价格是上涨好还是下跌好?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更是如此,要不要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要怎么支持,贷款利息低一点就行吗?不重走依赖房地产提振经济的老路,重走宽财政政策满世界搞大基建行不行?这些问题都不可能仅靠几个座谈会、几个文件就解决,而是系统、庞大却又异常精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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