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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灯下漫笔》里这样写: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本国银行的钞票,本该是一块钱抵一银元,时局一变,钞票眼见要成为废纸,哪怕到了鲁迅国民级作家这个层面,也只有恐慌,辛苦攒的积蓄眼见着要泡汤。后来七折换到了现银,能还回来一多半,竟就心满意足非常高兴起来,好像忘记了损失是被人平白掠去的。“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这么容易就高兴,鲁迅觉得,这样很容易变成奴隶。在后面他又写道: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笔耕时的民国,算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再往前,清朝也有过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规矩严的时候,必得是满臣或者汉人包衣才许自称“奴才”,寻常的汉臣只能称“臣”。盖因奴才乃皇上的奴才,奴以主贵,比“臣”都高一等,比起“草民”这些牛马一样的存在,更高不知道哪里去了。

 

鲁迅这人讨厌就讨厌在这里,说话老这么准。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在万分喜欢地变成奴隶。今天人们自称“房奴”的时候,语气里一分无奈、一分娇嗔、一分焦虑,剩下七分不是欢喜便是自豪,开心的程度与在清朝自称奴才不相上下。若是老房奴,房子买的早,或者已供上第二、三套房子,再谈起房子来,那神情总能让人想起清宫戏里的老太监自称“老奴”时的德高望重。

 

鲁迅看得透彻,但他凡事都总结到中国人头上去这一点,我不大赞同。我觉得他看到的是人性,而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如果知识体系相近,各种族的人其实都差不多。类似的,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其实说成“丑陋的人类”,也是差不离的。争当房奴这件事,全球人民也有通性,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哪国人都争过几回。

 

以今天的技术水平,造几个钢筋水泥盒子再容易不过。房子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人人都因房为奴,这事没几个人说得清。经济“学者”、房地产“专家”说,房子本身不值钱,土地值钱,所以北上广的房子十多万一平,搁东北的小城镇就两、三千,差价都在地价上。这话大概没有说错。然而所谓土地,不过是土地使用许可证一张纸而已,地越值钱,人就越不值钱。“专家”“学者”让你以为搞明白了房地产,其实是让要你搞不明白人活着这一辈子。

 

人以地分,绝大多数人的一辈子就被标上了价码,有人值北上广中心地段的四室两厅,有人值三线郊区一个开间,更有人只是农田边上一个窝棚,最后变作一个土地指标。

 

凭着土地房产,人被分成三六九等,既有了层次又有了鄙视链,进而有了晋升的目标,多数人都能以向上攀爬换套大房子为人生志愿,如菜场28元的海参往38元的格子里爬,38元海参往58元的格子爬,一层爬过一层,生活有了眼前的水泥盒子,对社会来说倒不算坏事。有希望拿一辈子换一套房、一套大房、一套中心地段的大房、几套房一线中心地段的人,欢欢喜喜地当上了房奴。

 

奴隶当久了,就会养成些坏习惯,比如腿脚容易打弯,碰上什么事喜欢跪上一跪。一则,身为奴隶,自然是不会想到争取什么权益权利,只知死缠烂打求主子开恩便是。二则,下跪最多折损些颜面,运气好却能换来实利,何乐而不为。

 

             

(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今年调整政策,周边数个非住宅性质小区的学位被实质取消。6月1日,几位深圳“家长”跪求学位,登上热搜。深圳福田区事后发表声明称,系房产中介率团炒作学区房,下跪之人中无人今年有孩子需申请学位。虽然深圳中学下跪事件乃一场闹剧,但这些年从南到北,跪求开发商退房、跪求烂尾楼复工、跪求解决房屋质量问题、跪求解决学位的业主不在少数。)

 

房奴负债再多,终究是业主,哪怕下跪受到网络围观,回到几百万上千万的“豪宅”里,优越感远大于屈辱感,网络上“身价千万还不是要下跪”的闲言碎语,只当是没房loser的酸葡萄心理。

 

除了逼要名校学位,深圳那些曾经是村民、小工厂老板的业主与房产中介们,还联合起来抬价,对想要留在深圳的外乡人表示“深圳房贵,居大不易”,俨然一副上一代房奴压榨下一代房奴的架势。而这些新深圳人里,就有刚从其他地方大学毕业,赶赴深圳当老师的教育从业人员。深圳哪怕工资挺高,“房价头一名,教育医疗都不行”,算是因果报应吧。

 

即便当奴隶,也可当出甘味。房价上涨之于房奴,就像西瓜之于种植园的黑奴,让生活有了盼头。工作感情再不顺利,想着自己一房在手,每日躺着也能赚不少钱,再去看看房产中介的挂牌价,浏览浏览楼市火爆的新闻,总能得到慰藉。

 

2015、16年房价一波上涨,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连带着各项消费都有起色,好些人激动地喊着经济复苏,感觉自己翻身有望。今年借着疫情,地方上偷偷摸摸地放松着信贷、放松着调控,加上海量流动性释放,房价隐隐又有崛起之势,熟悉的如嗑药后的短暂欢愉,又在蠢蠢欲动。

 

《灯下漫笔》还有一段: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到了今天,房奴还是一般行事。有网友发言说,自己理想就是买很多很多房子,租给买不起房子人,让他们一直付房租,一直存不够首付买不起房子。可以想象,说这话的人受了房租房贷很多苦,奴隶誓要做奴隶主,媳妇熬成婆,“台”要做翻身“臣”,驱使没房的“台”。立志归立志,要让余下的奴隶生生世世翻不了身,实在霸道了些。

 

当年董建华提“八万五”计划,要在香港多建些楼,正巧碰上金融危机,受到香港人激烈反对,有房人士的房子在跌价,就坚决不许其他人住上便宜房子。到2017年末,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依然还不到15平。年轻人就算拼了命考上港大、港中文、港理工,毕业以后还是要和一大家子人挤笼屋,又死活买不起房,看不到改善的希望,难免有火气。而这个局面,不过是一级吃一级的结果。香港年轻人今日痛苦的根源,应当从当年反对“八万五”的房奴那里找找线索。

 

若没有那么多小心思花花肠子,不在土地规划审批上动这么多手脚,认真造起房子来,从“人多房少”到“房多人少”,只消十几年而已。即便动了这么多手脚,素有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造起房子依然不遑多让,所以除开香港外,80、90后在房子上吃的苦头,已然没有机会在00、10后身上找补回来,人家的房子早就由长辈备好。一代吃一代、一级吃一级链条就这样断掉,不知发现这点以后,这代房奴还能不能保持心境平和。

 

现代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国家也不在什么生死存亡关头,喜欢当奴这种事,已经不需要鲁迅那样痛心疾首,各自开心就好。但也要当心步日本后尘,一朝醒悟,发现屯房子没意思,弃了奴籍,结果自由的方向没找到,生活的意义也遍寻不见,纷纷变做不愿翻身的咸鱼。那样的话,以这边比日本差那么许多的底子,要遭的罪可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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